兵团精神依托于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并伴随着屯垦戍边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把握了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发展脉络也就基本清楚了兵团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兵团精神的产生背景、形成条件、发展因素等。回顾兵团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将兵团精神形成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化阶段，相对应的时间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60至70年代、80至90年代和21世纪。
一、 兵团精神的萌芽阶段（1949年-1954年）
兵团精神萌芽于新疆和平解放初期，这一时期，兵团前身驻疆人民解放军继承新疆历代屯垦传统，将以南泥湾精神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同屯垦戍边实践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以巨大的创造精神和牺牲精神，开创了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为兵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驻疆人民解放军以高昂的奋斗精神为后人树立了一座军垦精神的丰碑，使兵团精神得以在新疆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一时期，作为兵团精神的实践主体是驻疆人民解放军，他们屯垦戍边的主要目标是尽快恢复新疆的经济社会秩序，保障部队军需，改善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兵团精神开始萌芽。
人民解放军服从命令、行动迅速、听从指挥的作风奠定了兵团精神注重纪律性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王震率领十万大军挺进新疆，新中国屯垦戍边大业就此奏响了壮阔的第一乐章。王震所部（人民解放一兵团二、六军）与民族军（后编为第五军）、陶峙岳率领的起义部队（后编为第二十二兵团）共同担负起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历史使命，但他们遇到的首要难题便是吃穿问题，以当时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本无法提供驻疆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口粮。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交通不便，若从内地运粮，仅运费就是粮价的7倍至10倍，况且当时全国刚解放，内地经济比新疆也好不到哪里去，从内地运粮是根本不现实的；向前苏联购粮又没有外汇；新疆本地的一些粮商则趁机哄抬粮价，甚至有粮不卖。因此，驻疆人民军队吃饭穿衣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194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签发的《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同时强调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这一指示说明，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后要从军事战争转向工农业生产，与各行各业劳动人民一起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随后，新疆军区发布了大生产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生产……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生产建设之外。全新疆部队十九万三千人，除担任祖国边防警卫和城市卫戍勤务者之外、辎重汽车兵团、挽马、骆驼、运输等部队、军工部工厂职工外，必须发动十一万人到开垦种地的农业生产战线上去。”驻疆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不仅解决了部队的吃粮问题，还拿出一部分粮食支援了地方。驻疆部队垦荒发展经济，减轻国家负担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鉴于50年代初的特殊国情，人民军队参加生产建设是当时困难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驻疆人民解放军的核心力量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三五九旅在延安时期就是生产模范，新疆的沙漠戈壁和盐碱滩没有难住他们，他们铸剑为犁，露宿沙海，开山引水，播种希望。陶峙岳将军的一首五言诗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军垦战士的革命豪情：“头枕石头眠，铺地又盖天。刺刀当犁铲，开出万顷田。”驻疆人民解放军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他们将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就拿起战斗的武器，保卫祖国。驻疆人民解放军这种寓兵于民、劳武结合的方式拉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序幕，播下了兵团精神的种子。
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作风奠定了兵团维稳戍边的传统。兵团的前辈们一踏入新疆这片土地便遵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开始了屯垦与戍边的伟大实践，戍边始终是兵团存在发展的根本和前提。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初，戍边便是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重要内容之一，只不过当时的戍边仅限于平叛剿匪，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内涵，但它却是兵团文化、兵团精神的源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预见到了新疆情况的复杂性，要求进疆部队一手拿镐一手拿枪，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拿起战斗的武器保卫祖国，在新疆任何危害新生政权稳定的因素都是祖国要求驻疆部队平叛的命令。彭德怀对王震进疆部队做出了特别指示，即“建国立家”，同时要求进疆部队“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1949年10月9日，王震在《关于西北斗争形势、解放新疆的斗争特点与任务的报告》中分析了新疆和平解放的形势，号召全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进军新疆，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起义部队大多数官兵是衷心拥护的，但也有少数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官，不甘心失败，从1949年9月28日起，在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轮台、库车、绥来、呼图壁、昌吉、迪化南山、阜康等地，相继制造反革命叛乱，大肆烧杀劫掠。共产党一方面阐明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大多数，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一方面坚决镇压反革命叛乱，对其首恶分子坚决惩处。有些国民党反动军官见大势已去，便与土匪勾结一气，甚至另建土匪武装对抗新生的政权，从1950 年3 月至1952 年9 月，驻疆人民解放军先后剿灭了乌斯满、乌拉孜拜、司迪克、哈力伯克、谢尔德曼等土匪武装，巩固了新生政权，为新疆的经济发展、人民安定生活提供了保证。平叛剿匪的行动为后来兵团戍边维稳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对兵团的成立、发展、壮大影响深远，对兵团人精神生活、文化理念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人民解放军不怕牺牲、迎难而上、服务人民的作风奠定了兵团精神无私奉献的传统。王震所部到新疆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多办好事不仅指肃清各种反动势力，还指迅速发展经济，满足新疆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所需。人民解放军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在新疆开始了大生产运动，将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给自足的垦荒经验运用到新疆的生产发展上，经过驻疆军队的努力，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吃穿问题，还支援了地方经济，使新疆度过了最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们还创造了一种适合新疆快速发展生产的组织形式——军垦农场。军垦农场是军队组织现役军人或复员军人，由国家及军队出资，通过开垦国有荒地而兴办的农场。1949年10月，解放军进驻新疆，六军接管了迪化西北郊青圪垯湖乡的国民党新疆军垦处农场，建立了新疆解放军的第一个军垦农场。随后驻疆人民解放军开始在各地组建军垦农场，发展生产，到1954年组建军垦农场43个，其中农场34个，牧场9个。由于具有组织化程度高、农场职工素质高、农业机械化程度高、能够有效集中物力财力的优点，军垦农场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生产发展的组织形式，1954年全军收获粮食7.18万吨，棉花0.19万吨，油料0.21万吨，给国家上交商品粮1.69万吨；当年造林500公顷（7500亩）；牲畜达52.99七头，其中马2.7万匹，牛2.49万头，猪2.18万头，羊45.38万只。军垦农场为新疆的军垦事业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也成为以后国营农场的前身。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驻疆部队进行整编，部分军队编为国防军，不承担生产任务，部分军队编为生产部队，主要从事生产建设。1954 年新疆军区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命令》标志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大规模的国营农场的组建工作也正式开始，兵团的建设拉开帷幕。
二、 兵团精神的形成阶段（1954年-1975年）
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使兵团精神有了具体明确的实践载体。这一时期，兵团精神的实践主体迅速扩大，从成立之初单一的部队转业军人，到支边青壮年、知识青年、大中专毕业生等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群，使兵团精神呈现出更具有群众性和多样性的特色。同时，兵团向两大沙漠进军和在亘古荒原上大规模地开荒造田，带来了兵团事业的大发展，推动了兵团精神的形成。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这一时期兵团人突出的精神特征。无论是在井冈山、南泥湾还是偏远荒凉的新疆，军垦战士始终坚守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这一革命传统并发扬光大。兵团当时创业的艰苦程度从一位老军垦战士的回忆中可见一斑：“那时，我们国家正处于解放后最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很低，只有二十几斤，再加上肉食油料蔬菜极缺，大家经常是饥肠辘辘地劳动十几个小时，真是吃了上顿饭就盼下顿饭。有的同志为了能完成或超额完成劳动定额，将伙房偶尔倒出的甜菜皮、白菜根以及扔掉的羊蹄甲和牛尾巴拾回去洗净煮着吃，连地上的草根也成了充饥的食物……”兵团这支没有军费的军队，吃着远远不能满足身体极限所需的粮食，开创着兵团的千秋事业。张仲瀚要求兵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工业总产值九千七百七十一万元，比1952年增长五倍，同时提出了发展工副业的具体措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指出了兵团工业发展战略——工业以师为主，兵团为辅，从投资上说是以师、场自筹为主，兵团投资为辅，办好旧厂，充分利用原有设备挖掘原有企业潜力。要以小养大，以厂养厂，以旧厂繁殖新厂，以旧厂积累资金发展新厂。20世纪50年代末兵团投产、竣工了八一糖厂、八一棉纺厂、八一毛纺厂、石河子化工厂、南山水泥厂等，拉开了新疆建设现代工业的序幕，兵团也进入了第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兵团创业初期显示了其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推动兵团事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构成了兵团精神的核心内容。
让利于民、服从大局是这一时期兵团人鲜明的道德风范。兵团将最好的草场、土地和水源让给地方农民，自己在荒漠、戈壁、碱滩驻扎，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建设城镇，承担起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伟大使命。这些驻扎在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的师部、团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大都已成为当地比较现代化的城镇，如石河子市已不仅是兵团的一个典型代表，它对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天山北坡经济带上除乌鲁木齐外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如今新疆城镇化建设整体布局合理、经济发展平衡、交通便捷，无不得益于当时兵团具有长远性的布局规划。兵团为新疆人民做好事最初表现在不与地方争利，现在看来意义则深远得多，让利于民的另一种含义是兵团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要支援地方建设，20世纪50年代，兵团是以王震领导的驻疆解放军为主体，兵团职工的素质在当时高于当地农民，兵团的生产技术也远高于地方农民，帮助地方发展生产既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也是当时新疆发展经济的现实要求。1955年11月，兵团党委通过《关于援助新疆地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规定》，指出兵团要在1954 年帮助地方农民组织互助组105个，合作社8个的基础上，再重点帮助5—7个合作社。1957年兵团党委在《关于支援农业社1957年大丰收》中强调要以技术支援为主，帮助农民掌握农业技术。为了帮助南疆少数民族发展工业，1955年5月，兵团把喀什6个工厂无偿移交喀什地方政府。兵团让利于民的做法得到了新疆各族群众的拥护，这也是兵团处理兵地关系、民族关系非常成功的实践经验，这一经验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也融入到兵团长期发展建设之中。
为国分忧、无私奉献是这一时期兵团人重要的价值准则。兵团精神产生于特殊时期，蕴含于特定的使命之中，要深刻理解兵团精神就必须将其还原到历史中方可正确把握。“文革”十年动乱时期，全国各项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加之自然灾害不断，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新疆虽远离北京，但也没有摆脱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各种政治武斗十分激烈，原兵团政委张仲瀚就是在那时含泪离开了兵团。即便如此，兵团始终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为边疆人民办好事，为兄弟省区的发展尽自己所能，在兵团发展稍好些时，兵团没有忘记内地省份和国家的困难，1959年至1961年，兵团支援河北、河南、山东等省500 万公斤的救命粮；1960年12月21日，兵团党委决定支援山东灾区人民小麦种子15万公斤，油菜种子2.5万公斤，黄豆2.5万公斤，冻羊肉50吨，豆饼2.5万公斤，糖渣1万吨；1959年至1970年，兵团接收内地支边就业人员21.5万人，减轻了内地的困难，一定程度上帮助内地省区度过了最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翻开兵团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越是国家困难时期，越能体现兵团无私奉献精神和舍小家为大家的全局意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兵团面临的困难一点儿也不比内地少，在要不要接收内地困难群众来兵团的问题上，一些人将民族主义情绪发泄到兵团，不准兵团再增加人。面对责难，兵团领导张仲瀚依然决定接收内地困难群众，他说：“如果我们只顾自己，让没有依靠的老百姓流落社会，饿病乞讨，将会给地方社会治安带来多大的不安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政治影响？兵团的使命和作用是什么？国家有难，人民有难，我们不挺身而出，兵团的存在还有多大的意义呢……”这在当时是一项难度极大的社会工程，需要有承担责任的胆略、远见和胸怀。兵团人为国家扶危解难，承担道义，没有丝毫怨言，因为他们知道兵团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国家的需要和兵团的使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稳定新疆、驻守边疆是这一时期兵团人不变的信念追求。为新中国站岗、戍边的国家意识在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伊塔事件”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更加明确了兵团的地位、作用和使命，要求兵团成为一支驻守边防、稳定新疆、劳武结合、特别能战斗的部队。在“伊塔事件”中，面对冲击伊犁州党政机关的暴乱，兵团迅速派出民兵控制了局势，平息了暴乱，并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指示派出1.7万多名官兵定点执行相关任务。此后，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在沿中苏边境线内建立一批国营农（牧）场，形成一条农场带作为国防的屏障，协助国防军共同守卫边防。针对“伊塔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发布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值班连队的组编与准备等问题的规定》，要求兵团组建值班连队，对值班连队的性质给以明确界定：在平时，是一支不脱离生产的，劳武结合的，按国防军部队的编制和准备组建起来的战斗部队。主要任务是配合国防军镇压武装叛乱，打击与歼灭回窜的反革命武装，加强边境警戒地带的建设。
三、 兵团精神的发展阶段（1981年-2000年）
“文革”十年动乱中，兵团同全国一样，各项事业遭受到重大挫折。1975年兵团体制被解散，兵团精神失去了载体，失去了屯垦戍边的实践，“文革”对兵团精神的继承、发展也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直到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兵团事业也重新扬帆起航。1981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决策恢复了兵团，根据新时期兵团事业的发展目标，党和国家对兵团履行屯垦戍边使命提出新的要求，兵团精神也因此得到全新的发展。
兵团精神吸收了改革的精神。1981年《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兵团要总结历史经验，继承革命传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出新的贡献。从中央的决定可以看出，兵团的使命没有变，如何发挥兵团的光荣传统，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加快发展是兵团恢复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兵团精神源自于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能准确或完全表达兵团人的理想信念、人生价值追求和历史使命，时代的发展要求对兵团精神赋予明确的内涵，激发兵团广大官兵热爱新疆、热爱兵团、驻守边疆的热情。有鉴于此，兵团党委经过严格审定，将兵团精神定义为：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屯垦戍边，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拓奋进。”这个表述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的兵团的历史使命和兵团人的人生价值。在广大职工的积极参与下，兵团各项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将国家对农场“统收统支”的财务制度改为财务包干制度；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改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全面推行各种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制度；鼓励职工自筹资金，办开发性家庭农、林、牧、渔场；创立并发展庭院经济；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鼓励发展集体、个体经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通过一系列改革，兵团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职工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奋起二次创业，再造辉煌”是当时兵团最响亮的口号。20世纪80年代是兵团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时期，兵团经济获得了大发展，兵团情结也在那个时期被重新唤起，可以说80年代是梳理兵团精神的新开始，兵团寻根思想、寻根文化的种子破茧而出。
兵团精神吸收了解放思想的理念。兵团人的精神追求、价值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遇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在理想信念与物质利益的选择中，人们的选择过多地倾向于利益追求。旧的价值观念不适合市场经济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各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左右了人们的行为，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兵团人的价值追求除受到当时社会道德滑坡的影响外，还受到边疆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的挑战。改革开放初期兵团与地方、兵团与内地的发展差距并不大，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兵团职工的收入、待遇远不如地方农民，一时间兵团人才大量外流，很多人对兵团产生了怀疑，比如，有人认为苏联解体了，周边关系缓和了，边界划清了，兵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也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兵团应按企业行为运营，没有必要担负政治、军事任务；更有甚者认为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机制，兵团要发展要么放弃兵团体制的特殊性，要么像内地兵团一样取消兵团的称号划归地方政府管理，这些错误的认识源于对兵团发展信心的动摇，对兵团人精神追求的怀疑。当兵团发展面临困难，兵团人面临诸多困惑时，党和国家对兵团的地位、作用、使命重新予以充分肯定，为兵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澄清了人们对兵团的错误认识，为兵团冲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框框和左的思想束缚提供了坚定的理论支撑。兵团的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广大职工深刻认识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兵团的论述是一致的，即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是推进新疆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不可替代的力量，兵团这种既屯垦又戍边的职能，只有放到新疆历史的长河中，放到当前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中，放到新疆稳定发展的大局中，其深远意义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兵团人对兵团的发展、对兵团精神的认识由错误、模糊开始转向正确和坚定。
兵团精神吸收了市场观念和创新意识。20世纪80、90年代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是新旧价值体系交替时期，是改革由浅向深逐步发展时期，是国家发展计划由东向中、西部逐步倾斜时期，是各种创新迭出的时期，兵团的发展赶上了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兵团一些固有的、不合时宜的、落后的观念被逐一打破，兵团的光荣传统，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品格得到进一步弘扬，并成为兵团精神的核心内容，激励兵团人勇于突破自我，探寻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时期，兵团提出了“奋起二次创业，再造辉煌”的口号。市场经济增强了兵团人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公平意识、竞争意识等现代观念，敢闯敢试是这一时期兵团人的精神面貌，“基层连队直接选举”“干部任用公示制”的干部制度改革和“两费自理”“租赁承包经营”“实行股份制改造”“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发展模式都是这个时期推出的。西部大开发是机遇，兵团要真正抓住机遇，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坚定的精神信仰，从兵团发展的历史来看，兵团每一次跨越式发展必然伴随兵团精神的极大弘扬。在市场经济和西部大开发两大机遇面前，兵团人对兵团精神进行深入思考，认为兵团精神要发挥其凝聚人心的作用就必须将其道德宣传与人们的经济利益追求结合起来，将精神激励作用融入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兵团精神要不断从时代的发展中汲取新的源泉；要同世界人文思想发展的潮流同步，促进兵团精神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四、 兵团精神的深化阶段（2000年以后）
兵团精神从萌芽、形成到发展，经历半个多世纪，不仅直接承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而且将之最终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点的，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兵团精神为支撑，兵团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的新实践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充实兵团精神，为兵团精神赋予新的内涵。
着眼核心价值深化兵团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当前和今后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引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繁荣的基础，是提升中国国际竞争软实力的重要条件，我们党已经将其作为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屯垦戍边伟大实践中孕育凝结而成，又反过来指导着新中国的屯垦戍边实践事业。可以说兵团精神是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的核心价值观，是引领兵团处理好三大关系、发挥好三大作用，履行好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精神支柱，弘扬兵团精神要将其放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前提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十七大又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必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这就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内含了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内容，而培育民族精神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兵团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精神宝库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也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兵团的屯垦戍边事业，以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具体实践丰富兵团精神的内涵，不断创新兵团精神的实现形式。
立足和谐理念深化兵团精神。社会和谐与否、和谐程度是衡量今后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和谐发展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和谐发展强调个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国与国的和谐、国家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谐，和谐发展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和谐体，任何一个部分或系统的不协调必然引发整个体系的混乱、断裂、甚至崩溃。和谐发展不仅重视整体的和谐发展，更重视个体的和谐发展，即尊重差异、尊重生命、尊重合理的需求。尊重个体是和谐发展不同于以往任何发展理念的最大区别，也是和谐发展的包容性所在，和谐发展理念要求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一切改革措施的实施、发展方案的制定、建设项目的设计等，都必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身心两方面的需求。和谐发展理念的深化是社会的进步，是人的自我认识的升华，是个人对金钱物质享受向精神满足、身心平衡的转变。人们由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走向商品极大丰富的市场经济时代，生活态度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由过去对物质生活的攀比转向尊重生命、保持健康、感悟生活、和谐相处，生活理念的变化表明人们的精神追求更加健康，更加朴实，人们的追求趋向于心理和身体的平衡健康。人们生活理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兵团精神的建设也要顺应这一变化，以和谐的发展理念引导人们崇尚兵团精神，将兵团精神通过具体形象的活动融入人们的生活中，改变以往兵团精神工具化的宣传方式，将人们普遍接受的和谐理念引入兵团精神的建设中来，使兵团精神更具有时代感，在人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自觉地接受精神教育，从而增强兵团精神的凝聚力、感染力和号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