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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的宽厚与原则 作者:张剑光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日期:2024-11-25

  郭子仪被后人评价为“大雅君子”和“社稷纯臣”。国家有难时,他挺身而出,只考虑是否有利于国家的治理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安危;他不贪恋官位,主动避让贤路;他与同事及部下相处,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御下恕”,为人处世讲究宽厚之道。而他的“宽厚”,并不是纯粹对同事的迁就和对部下无原则的宽松,而是在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前提下待人真诚。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之道,是成就他“完名高节”极为重要的因素。

  《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说:“郭子仪为帅,以宽厚容众。”同卷《李怀光传》也说:“子仪性宽厚。”《旧唐书》郭子仪本传上引裴垍的话说:“汾阳……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裴垍还拿他与李光弼相比:“始与李光弼齐名,虽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从这些记载来看,郭子仪是以“宽厚”出名的,无论是他的同事还是一般的士卒,对他都是心服口服、感恩戴德的,所以部下和他的关系比较特殊,简直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幕府之盛,近代无比。”这样的宽厚仁爱,使郭子仪与部下的共事合作相处能够和谐圆融。

  即使是关系不和睦的同事和部下,郭子仪亦不计个人恩怨,尽力提携。与李光弼的关系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李光弼和郭子仪素来矛盾很深,杜牧在《樊川文集》中也曾记载:二人“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但郭子仪不因私忿而对李光弼不利,而是坦诚相对,在合适的时候予以提携。《资治通鉴》卷217记载:至德元年元月,“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定河北。子仪荐李光弼,癸亥,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正因为有了郭子仪的厚待提携,李光弼和郭子仪才能多次商议作战计划,协同指挥,并使李光弼能独当一面,甚至与郭子仪平起平坐。如至德元载五月,郭子仪和李光弼在常山与史思明作战,《资治通鉴》卷218记载两人的具体指挥:“子仪至恒阳……贼不得休息。数日,子仪、光弼议曰:‘贼倦矣,可以出战。’”《考异》说:“《河洛春秋》以为此为光弼语,《汾阳家传》作子仪语,盖二人共议耳。”能够如此协同作战,说明李光弼和郭子仪的关系在此后是十分融洽的。

  如仆固怀恩,本是郭子仪手下的大将,作战勇猛,在与安史叛军的作战中屡立战功,为收复两京“皆立殊功”,但他脾气暴躁,“刚决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虽主将必诟怒之”。也就是说,他一旦脾气上来,连郭子仪也会骂。然郭子仪“以宽厚容众,素重怀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汉劲卒,恃功怙将,多为不法,子仪每事优容之,行师用兵,倚以辑事”。《资治通鉴》卷222记载:肃宗宝应元年十一月,河朔平定,郭子仪认为仆固怀恩有大功,“请以副元帅让之”,朝廷遂以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能容忍仆固怀恩对他的不敬,利用他的才能共同作战,在关键时刻又尽力提携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纵观郭子仪的一生,我们发现他的“宽厚”,并不是无原则的,对不利于国家社稷安危的事情处理起来就极为严格。肃宗宝应元年,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治军严苛,遭到将士抵触,部将王元振发动兵变,在绛州杀了李国贞。五月,朝廷派郭子仪前去处理。因为郭子仪平素对士兵十分宽厚,所以王元振想郭子仪会同情自己。但郭子仪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于是将王元振及同谋者40人全部正法,史书说“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显然郭子仪的宽厚是有底线的,谁对国家社稷不利,即使是心向自己的士兵也是杀无赦。

  再如代宗广德元年,羽林军射生将王甫入城阴结少年数百,夜间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以为唐军入城,吓得全部逃出了长安。之后王甫自称为京兆尹,聚众至2000多人,“暴横长安中”。郭子仪进城后将王甫斩首,“京畿遂安”。次年二月,郭子仪任朔方节度大使,至河中,“云南子弟万人戍河中,将贪卒暴,为一府患,子仪斩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不久,郭子仪派牙官卢谅到汾州核查都虞候张维岳乱杀官员的情况,卢谅收受了张维岳的东西,替张维岳说好话。卢谅回来后,郭子仪“恶不比于己者,好赂于己者,公捶杀之”。

  宽厚坦诚与坚守原则的处世之道,使得后人对郭子仪的评价相当高。学者们曾对中唐平叛诸将帅进行分析,发现只有郭子仪得以善终。这固然与唐室抑制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实力、强化皇权的措施相关,亦与唐室防范统兵将帅的措施有关,但更与郭子仪个人的性格、修养和宽厚的为人处世之道有关。他身先士卒,能够关心部下,与手下的将领及士兵和谐相处。他对手下将领和士兵宽厚,对他们赏识和提携,但是任何人违背了原则,不利于家国社稷,他又能做到铁面无私,绝不姑息迁就。郭子仪泾渭分明的为人处世之道,是他成就一世英名极为重要的因素。

责任编辑: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