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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二十三年斗争 作者:余群勇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日期:2022-05-24
  丽水地处浙江西南部,是全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从1927年1月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领导浙西南人民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奋斗诗篇,在孤悬敌后的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不断掀起局部的革命高潮,创造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一)

  1927年1月,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中,浙西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遂昌支部建立,犹如一颗革命火种在浙西南大地燃起熊熊红色烽火,开启了浙西南革命的伟大征程。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中革军委令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

  7月,先遣队从瑞金出发,深入敌后,浴血转战,横跨闽浙赣皖四省,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其间一度转战到浙西南,占领庆元县城,夺取竹口大捷。10月,在先遣队等掩护下,党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开始长征。11月,转战闽浙赣苏区的先遣队,接到中革军委电令,要求先遣队(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由于先遣队兵力依然过小和“左”倾错误影响,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敌重兵包围进攻,损失大部,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牺牲,仅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北上行动受挫,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粟裕、刘英率部转移至闽浙赣苏区,随即接到闽浙赣省委传达的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1935年4月,历经艰难转战的挺进师,在庆元县斋郎地区以500之众迎击3000余敌,取得大捷,从而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挺进师乘胜迅速挺进浙西南腹地,在松阳县境受到当地农军欢迎,获得了群众依托,使“垂饵虎口”的挺进师如鱼得水。接着,挺进师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在浙西南实行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

  浙西南燃起熊熊革命烈火,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18军为主力的约7万兵力“清剿”浙西南。这对有效减轻其他根据地的军事压力、战略策应红军主力长征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1936年6月以后,挺进师抓住敌情相对缓和之机,再次掀起革命高潮,建立浙南游击根据地,恢复浙西南的工作,在浙东、闽浙边、遂(昌)宣(平)汤(溪)边区等地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游击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粉碎国民党军约10万兵力的第二次大规模“清剿”计划,在彼时全国革命低潮时掀起革命的局部高潮,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

  全面抗战期间,浙西南成了战时浙江的省会和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中心,浙江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后方,浙江抗战的大本营。正如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指出,浙西南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主要战略支点”。

  抗战胜利后,浙西南党组织积极做好和平与内战两手准备,一面加强党员“革命必胜”的信念教育,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和平;一面购置、收集社会枪支,筹集武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成为党领导人民坚持革命斗争的基本地区。解放战争时期,浙西南党组织与浙东党组织联合建立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开展浙西南各县革命武装斗争。1948年春,抗暴自救军与各县武工队一起开展系列游击战争,摧毁国民党区、乡基层政权,拔除反动武装据点,锄奸反特,收缴民间枪支,切断国民党武装的通讯,与国民党武装作坚决斗争,形成了解放战争中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49年5月17日,浙西南全境解放,夺取了革命胜利。

  (三)

  经过发展才千余兵力的挺进师,面对国民党军数十倍兵力的大规模“清剿”,斗争形势极为严峻。为此,粟裕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1936年12月,国民党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等调集约10万兵力,采取“大拉网”战术“清剿”闽浙赣皖苏区。挺进师提出必须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运用“化整为零”的分兵游击战术,使敌人的“大拉网”毫无所获,哀叹“未奏肤功”。可见,挺进师在浙西南革命中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了“敌进我进”“化整为零”的方针,实现了“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丰富和发展了游击战略战术。

  挺进师学习运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斗争的经验,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公开发动群众,公开建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游击队,这在创建游击根据地之初对于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发动基本群众和迅速打开局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浙西南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这种斗争方式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威胁特别大,很快遭到敌军重兵的“清剿”,使挺进师及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面对血的教训,挺进师改变斗争方式,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再公开建立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等,而是秘密开展群众工作,秘密建立党组织、“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以及秘密交通联络点。这样一来,挺进师“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基点”“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各种类型的游击区给游击队创造了活动自如的环境,使游击队如鱼得水,丰富和发展了根据地建设经验。

  在浙西南革命斗争中,红军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做群众工作,既当战斗队,又当宣传队、工作队,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规定有文化的战士每人每天要书写5条标语,缺少文化的战士则每人每天找10个群众谈心交朋友。红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涌现出了浙西南农军三迎红军、畲族革命老妈妈等感人故事。正如粟裕在回忆中说:“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浙西南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

责任编辑: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