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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 作者:陈建新 来源:天津日报 发布日期:2022-05-23

   ──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方向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文艺工作。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了文艺界的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方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基石,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面貌。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党领导的文艺工作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回眸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程和经验,在新时代依然有其重要价值和指导意义。

  ● 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向文艺家们发出请柬

  延安原本是一个荒凉、贫瘠的边塞古城。千百年来,几乎没有经历过近代文明洗礼。由于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的到来,这里成为扬名天下的中国“红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进步青年和文化人会聚到延安,使这个只有大秧歌、信天游的地方,很快成了全国著名的文化城。

  为了尽快将源源不断地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培养成党的人才,中共中央陆续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尤其是创办了以培养艺术人才为目标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又将奔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集合起来成立了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等艺术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人们习惯把这个团结了边区大部分作家的文艺组织简称为“文抗”。

  从1938年到1941年,是延安文艺界最自由、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文抗”的驻地蓝家坪,先后有30多位作家、艺术家居住过。这里建有图书室、俱乐部,作家们在相对安定、自由的环境里过着战时供给制的生活。这里弥漫着西洋音乐的琴声,漫画和木刻引领全国潮流,周立波讲授的《安娜·卡列尼娜》吸引着全校师生。这里不但上演曹禺的《雷雨》《日出》,还上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蠢货》、莫里哀的《伪君子》、包哥廷的《带枪的人》等中外名剧,甚至把苏联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也引入戏剧教学之中。

  但是,文艺界不切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抗战现实需要的“大洋古”(大戏、洋戏、古戏)的艺术倾向引来许多老干部,尤其是部队干部的反感,也让延安的老百姓敬而远之。1942年1月,鲁艺音乐系举行了一场正规而隆重、具有鲜明学院派风格的“大音乐会”,被誉为“延安音乐演奏活动上一次空前的盛大的演出”。时任延安泽东青年干校教员的王仲方回忆说:“鲁艺的歌唱家们表演得很得意,名家都出来了,唐荣枚唱高音,杜矢甲最后唱低音。唱完以后问老百姓好不好,老百姓说好,说怎么样好,说这个女的唱得跟猫叫一样。说那个男的呢,说男的跟毛驴叫唤一样。这对鲁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努力地给大家唱,老百姓根本不接受,不能理解。”

  文艺界多年存在的理论纷争和文学家、艺术家们表露出来的某些创作倾向,引起毛泽东深深的忧虑。此前,八路军第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曾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前方很需要文艺工作者的问题,毛泽东很重视,并亲自给他写了回信。1942年春天,是毛泽东一生中同文艺界接触最频繁的时期,仅在这年4月,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一二十起。后来,毛泽东直接对时任文化俱乐部主任的萧三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27日,毛泽东、周扬、舒群等共同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名单。经审阅后,以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发出请柬。以请柬的方式,邀请文艺家们开会交换意见,拉近了党和文艺工作者之间的距离。

  从1942年5月2日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延安的100多位文艺工作者举行了3次座谈。23日晚饭之后,毛泽东对几次讨论作总结性发言。毛泽东以他一贯的幽默用比喻把深刻的理论问题阐述得透彻明白,人群里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他讲话的大意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集中地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文艺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如何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由此,毛泽东在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确立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根本方针。

  ● 抗日战争时期

  文艺凝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1942年文艺座谈会之后,整个文艺界都明确了创作思路和方向。几十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与会者蔡若虹(时任鲁艺美术系主任)这样评价《讲话》:“他(毛泽东)的讲话,对于我个人来说,完全是想不到的,他提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上海画画的时候,只晓得为革命,不晓得为工农兵……从这一点上,我的脑子打开了。”诗人、剧作家贺敬之也说过:“从我18岁开始到60年后的今天,(《讲话》)一直是我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最重要的教科书。它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方面给包括我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科学方法。”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艾青、萧三、塞克赴南泥湾,陈荒煤去延安县,柳青、高原到了陇东,丁玲、刘白羽和陈学昭也都下了基层。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农村、机关、部队,创作了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其中,戏剧是首先出成绩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43年年初鲁艺教员王大化和学员李波在延安街头演出的《兄妹开荒》。他们摒弃了旧秧歌剧中常有的丑角,取而代之的是欢乐的劳动场面,塑造了在革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形象。首场演出时,针对的观众主要是陕北人民,演出用的也是陕北方言。当时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条件下,观众达到了两万多人。毛泽东观看完《兄妹开荒》后,对其服务于工农兵的表演主题表示了高度赞扬。《兄妹开荒》自首场演出成功后,又进行了多次表演,对边区秧歌剧运动的开展以及新歌剧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鲁艺秧歌队的带动之下,中央和地方都相继成立了秧歌队。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农历春节至1944年上半年,创作并演出了三百多个秧歌剧,观众达八百万人次。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以宣传抗日、反映抗战斗争为主要目的的文艺创作仍然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工作重心。

  1943年秋天,晋察冀边区抗联委派华北群众剧社的40多人组成若干小分队到平西根据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百姓坚持抗战。剧社成员住在农民家里,深入农民生活,他们注意到民歌《霸王鞭》的音乐舞蹈形式为农民喜闻乐见,于是围绕抗战主题用民歌曲调填写新词,创作了两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两首批评消极抗日的歌词。在此基础上,曹火星受《评〈中国之命运〉》书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句话的启发,以满腔爱国热情创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抗日救亡歌曲。

  不久,这首反映群众心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传遍了整个根据地,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抗战积极性。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这首歌曲中添了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坚定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与此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到部队和乡村组织文艺晚会、节日慰问等活动,甚至推动一些地区形成了在开会或开饭前唱歌的习惯。这些激昂的歌声在给根据地带来活力的同时,更是成为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有力武器,正如盐阜区负责人曹荻秋所说,“教唱一首歌,抵得上一堂政治课”。

  在对抗日文艺工作进行阐述时,毛泽东始终强调要做到大众化,要真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通过戏剧进行抗战宣传的过程中,采用了大量当地的传统文艺形式,如杂耍、大鼓、快板、相声等,同时经常演一些群众容易看懂的,包含着高跷、秧歌、花鼓等元素的话剧和歌舞剧。

  对晋察冀边区群众极富吸引力的《打倒日本升平舞》,就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利用西北秧歌创作而成的,借鉴了地方小调、对口快板等传统文艺形式,每次在集市街头演出时,观众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听着我们的小调,看着我们的舞蹈,人人喜笑颜开,鼓掌喝彩”。有些群众甚至因为观看表演而忘记吃饭,表演结束后经常出现群众要求加演的情况。

  在评价该团文艺工作的成效时,参观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公朴指出,在战争环境下戏剧突破重重困难,发挥出了解释、说服的作用,唤醒了群众的觉悟,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多少壮丁,由于看了一出戏,而自觉的、坚决的参加了抗日的部队。不少顽固分子受到戏剧的感动而悔过自新”。

  受此鼓舞,人民群众也自发创作了不少文艺作品。较为典型的如陕西葭县农民李有源创作的著名歌曲《东方红》,抒发了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真挚感情,歌颂了人民革命胜利时代的到来。陕西商南农民汪庭有创作的《绣金匾》,以纯朴的曲调唱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人民过上好生活的愉悦心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改善边区人民群众生活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孙万福创作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是一首被广泛传唱的红色歌曲,反映了劳苦人民对领袖的爱戴。

  总体而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党领导的文艺工作最大限度地凝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抗战的背景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大量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有力激发了根据地民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 解放战争时期

  “仗打到哪里,歌声就唱到哪里”

  进入解放战争后,党领导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结合革命需要,创作了一系列高唱解放战歌、鼓舞军民斗志的文艺作品。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成为教育和鼓舞人民团结战斗、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其中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种谷记》;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周而复的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断片》;鲁艺师生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女英雄刘胡兰》《王克勤班》,话剧《九股山的英雄》;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

  这些大众化的作品,有的创作于抗战时期,有的始作于抗战时期而完成于解放战争时期,有的创作于解放战争时期,但都在解放战争的特殊年代因其集教育与娱乐于一身,贴近生活,形象生动,富于感染力,而为广大军民所喜闻乐见。

  “仗打到哪里,歌声就唱到哪里”,这是许多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同志的亲身感受。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优秀革命歌曲不断涌现的时期,这些旨在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歌曲,真切表达了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以及对解放战争胜利的渴望。如歌曲《山是我们开》中唱道:“山是我们开,树是我们栽。抗战胜利的鲜果,是我们的血汗换得来。……抗战胜利的鲜果,我们决不能让给那害人的顽固派!”通俗易懂的比喻,写出了解放区军民抗敌的坚定决心。

  其他,有直接反映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如《说打就打》《人民炮兵上战场》《解放军大反攻》等。这些歌曲从多个侧面描写战士们英勇杀敌、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场面,以激励将士们奋勇作战,多打胜仗。有歌颂和塑造人民军队形象的,如《人民战士英雄汉》《我是一个兵》等。这些歌曲的歌词通俗易懂,易于传唱,歌颂了战士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和我军“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宗旨。有反映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愿望的,如《靠我们打胜仗》《起来,穷人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有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如《解放军老百姓是一家》《军爱民民拥军》等。有反映广大农民土改后喜悦心情的,如《五朵花儿开》《翻身歌》等。还有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夕广大工人阶级积极投身祖国建设的,如《咱们工人有力量》《工人进行曲》《工人就是战场》等,这些歌曲旋律雄壮豪迈,歌词催人奋进,体现了工人阶级为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努力劳动、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

  正如周恩来所言,只有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才可能产生真正感人的艺术作品。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大多数源自作曲家的亲身经历,所以即使创作技法稍有欠缺,但其因为真情又获得了部分弥补,使这些作品在当时深受广大战士和群众的喜爱。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作品进一步体现了《讲话》所要求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题精神,配合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随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这些文艺作品诞生于战火的硝烟中,对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并深深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文艺创作。

  ● 建设时期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1949年7月,600多名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齐聚北平,在党的领导下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进一步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这对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如作家巴金所说,“在这个大会中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和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

  1956年,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极大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当代文学中极具分量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吴强的《红日》、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电影行业也结合大众需求及审美,推出了《上甘岭》《英雄儿女》《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音乐方面,涌现出《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等一大批优秀歌曲。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成为划时代的佳作。《江姐》《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等歌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华彩乐章。舞蹈艺术方面,积累了《荷花舞》《红色娘子军》等许多被群众喜爱的作品。美术方面,艺术家们面向大众、深入表现生活,创作了《蛙声十里出山泉》《祖国万岁》《洪荒风雪》《征服黄河》等。

  这一时期,文艺题材内容的广度、深度、表现形式不断拓宽,如昆剧《十五贯》,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新编京剧《将相和》,话剧《茶馆》,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诗歌《雷锋之歌》,叙事诗《阿诗玛》,音乐交响诗《嘎达梅林》,等等。此外,军旅歌曲《打靶归来》《学习雷锋好榜样》,话剧《战斗里成长》《霓虹灯下的哨兵》等,都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至今仍脍炙人口。

  这些大众化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整整鼓舞了一代人,一方面真实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飞速发展、生活快速变化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成为直接催生中国人精神火花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当时许多年轻人就是高举红旗,朗诵着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

  需要指出的是,自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党和国家先后召开了4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推进了文艺工作的发展。1979年10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辞。祝辞重申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特别强调了文艺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同时提出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著名论断,精辟阐述了人民与文艺的关系。

  邓小平的讲话为新时期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广阔道路,对文艺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进一步解放文艺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此,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一个文艺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电影《红高粱》《焦裕禄》《秋菊打官司》,电视剧《渴望》《最美的青春》,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走进新时代》,油画《父亲》,摄影《大眼睛》等作品之所以有口皆碑,也是因为创作者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心愿、心情、心声,真正做到了人民文艺为人民。

  ● 结语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其实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文艺工作者能不能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决定作品能否感动人心、荡涤灵魂。粤剧艺术家红线女说过一句非常质朴、令人动容的话:“我的生命属于艺术,我的艺术属于人民。”柳青《创业史》中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离不开他在陕西皇甫村14年的体验和积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成功并广受赞誉,与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一创作理念不无关联。

  可以说,一切优秀作品无不体现了扎根人民的创作经验。在艺术史上留名的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刘文西的《黄河纤夫》,以及阎肃的《红梅赞》《敢问路在何方》等,都是深深扎根人民生活的艺术结晶。这些作品记录和传达了一个历史时代的风云潮汐、春暖秋寒,展现了生活其中的人们的跌宕命运、喜怒哀乐,反映了时代变迁中众多普通人的梦想与奋斗、理想与情怀,真正让人们感受到个人、集体与民族国家命运如此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总之,只有融入人民火热的生活,艺术才会自觉地表达和反映人民的情感、意志、愿望及呼声,在精品创作中生长出创造性的力量和文化自信的根基,在价值引导中肩负起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使命。

责任编辑: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