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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以养德 为官者的立身之本 作者:王爱军 来源:天津日报 发布日期:2022-05-16
 何谓“廉”?东汉学者王逸将其定义为:“不受曰廉。”《吕氏春秋》认为:“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意思是在面临财货、权力、名誉等重大利益时不苟取、不贪得,就是廉。廉所具有的内涵,使之成为历来考核与评判官吏的基本道德要求。《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考核官员是否胜任,要从六个方面来判断,即政绩优异、勤政能干、忠于职守、公平公正、遵纪守法、明辨是非,而这“六计”之前都离不开一个“廉”字,表明“廉”是为官之本,是一切从政能力的总前提。因此,修养廉洁之德,是为人之基、从政之要。

  ● 不贪财利 不聚私产

  修养寡欲轻利的道德品性

  廉的反面就是贪,贪的本源在于对欲望的不满足。因此,修养廉洁的品格,首先要节制欲望,树立俭朴的生活理念,衣但求暖,饭但求饱,摒弃奢华享乐的观念。这样在面对财利的诱惑时,才能知所取舍,不为金钱所动,不为财货所困。

  清代名臣曾国藩一生简朴,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描述说:“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曾国藩在饮食上不讲究,在穿着上更是随便。同治二年(1863),英国人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堂堂的帝国封疆大吏,竟然“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曾国藩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也堪称严苛。他要求曾家的女眷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曾夫人更是带头纺纱。大儿子曾纪泽的媳妇是巡抚之女,她一进曾家的门,曾国藩就要求道:“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不仅如此,同治七年,曾国藩甚至给女眷们制作了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早9点到中午1点),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傍晚5到7点),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总督的家眷,比有些普通百姓家还要辛苦。

  曾国藩官至总督,一年的俸禄虽然只有白银155两,但“养廉银”却高达一万八千两,收入应该不算少,但作为清朝的官员,生活中比如请轿夫、买轿子、租房、请师爷、养幕僚等,都需要他们自己花钱,再加上供养家族之人以及各种交际打点,就使得曾国藩常常捉襟见肘。当然,除了合法收入之外,还有一种收入称为“陋规”,是以筹措办公经费为名向下摊派所得,这是一个朝廷默许的灰色地带,许多官吏都将这笔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曾国藩也有自己的小金库,但他公私分明,这些钱主要用在官场上的人情往来上,因为“苟无人情,百求罔应”。除此之外,曾国藩绝不肯将之用于个人花销。他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小金库里还盈余一万多两银子,一般官员离任都会心照不宣地带回家,可曾国藩却让儿子将这笔钱捐给地方做慈善,一分钱也没有带走。

  廉洁品格的形成并非源自天生,而是一种后天的自觉。曾国藩在30岁时曾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捡到一大笔钱,他站在旁边非常羡慕。醒了以后曾国藩非常自责,批评自己“连做梦都这么贪利爱钱,实在是卑鄙下流”。由这件小事可见,曾国藩后来能成为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吏,都是他不断反思自省、勤于修身的结果。

  武则天在《臣轨》中说:“君子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毁廉。”君子即使再富贵,也不能因物质享受而伤害身体;生活再贫贱,也不能为了物质利益而失去廉洁。为官者要修养廉洁的品格,要从正心入手,“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在思想上要时时保持一种善念、善想、善信,在行为上,则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身与心的修为“不可以已”,不断磨砺,方能防微杜渐、慎独自律。

  ● 不贪权柄 不慕荣华

  修养清正刚直的道德节操

  罗素说过,对权力的追求是人最核心的欲望之一。不可否认,权力会带给人高高在上的尊贵感,但是同时,对权力欲的过分追求以及对失去权力的恐惧,都足以让人弯下笔直的腰杆,低下高贵的头颅。“一心为公自会宠辱不惊,两袖清风始能正气凛然”,一个人要保持清正刚直的为官品德,必须节制对于权柄的贪婪,拒绝对荣华的爱慕,这是为官者保持人格独立与尊严的前提。

  在清代,彭玉麟有个不太雅的称号──“活阎王”,这是因为他刚正无私、疾恶如仇,贪赃枉法者遇到他都逃不过下地狱的命运。彭玉麟曾任长江巡阅使,有一年他巡视路过合肥,遇到权臣李鸿章的侄子李秋升讨债殴死人命。彭玉麟二话不说命将其逮捕归案,安徽巡抚闻讯赶来说情,彭玉麟一边吩咐“把这家伙拉出去砍了”,一边踱着方步慢悠悠地出来接见,当安徽巡抚听说李公子的脑袋已经给砍下来时,惊得面容失色。彭玉麟却若无其事,还当即修书一封,请巡抚捎给李鸿章,信上说:“令侄败公家声,想亦公所憾也,吾已为公处置讫矣。”李鸿章有苦说不出,还得无奈地“复书谢之”。

  彭玉麟一无出身可凭,二无后台可倚,他的底气源自清澈如水的廉洁。彭玉麟号称“三不”将军:不要命,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是说他打仗身先士卒、一往无前。不要钱和不要官则是他对钱和权的态度,不贪、不恋、不追,得之随意,弃之淡然。彭玉麟一生曾六辞高官,这些官职包括有实权的如安徽巡抚、两江总督,有实惠的如漕运总督、南洋通商大臣,有荣耀的如兵部侍郎兼宫门弹压大臣等,权力不可谓不大,实惠不可谓不多,荣耀不可谓不显赫,但彭玉麟却弃之如敝屣。张之洞评价他“加官不拜,奉诏即行”,给官不要,但是在民族危亡之际,立刻领命前行。一个不爱钱、不爱权、清廉如镜、无欲无求的人一定会有一副刚硬的骨骼,难怪善于弄权的李鸿章对他也无以驱使,只能尴尬地仰慕了。

  元和七年(812),唐宪宗任命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书,参与机密。有一天,宪宗突然对翰林学士们宣布命令:“从今以后,凡是奏请事由,一定要在取得崔群的签名连署以后,才能将奏疏进上。”这份例外的重用,放在别人身上肯定会受宠若惊,马上跪在地上谢主隆恩,可崔群听了却皱起了眉头,回答说:“翰林学士的任何行为都是要成为惯例的。如果一定这么办,万一后来有阿谀谄媚的人物担当翰林学士的长官,便会使官位处于下级的人们的直切进言无法进献上来了。所以,我不敢接受诏命。”唐宪宗执意要赐予他这额外的权力和荣耀,都被崔群坚决地拒绝了,经过三个回合的受让与推却,唐宪宗最终听从了崔群的意见。柳宗元评价他:“宽柔温文,直方雅厚,立朝忠谠为最著。”意即为人外表柔弱而内心温雅,正直方正又纯正宽厚,在朝廷里以直言敢谏闻名。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明代嘉靖年间,无极县知县郭允礼曾亲笔书写这句话,并将其刻制了“官箴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打铁还得自身硬,一个为官者要立身公正,处事公允,就必须廉洁自律。只有放得下对权力的渴望,受得了无权无势的寂寞,才能避免断事时的左思右想,处事时的瞻前顾后。从这个角度说,廉洁是滋养清正风骨的营养剂,也是砥砺刚直节操的磨刀石。

  ● 不贪虚名 不恋禄位

  修养天下为公的道德境界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普通百姓尚且如此,仕途官吏更是这样,如同权力的诱惑,荣誉也是为官者难以割舍的欲望之一。因而,不贪虚名、不恋禄位成为修养廉洁品格的必修课。

  刘大夏被誉为明代弘治中兴第一名臣,他历仕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政声卓著,百姓称颂,“虽妇人女子皆知其贤,无毫发可议”。皇帝赞赏,明孝宗称其“廉且练事”,为官清廉,办事干练。刘大夏为官,对于钱财和权位拿得起、放得下,他廉洁自奉、律己极严,既不贪利,对名更是保持了相当大的戒惧之心,他曾说:“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

  刘大夏身居高位,对当时的国家大事都有参与,但他对所进奏的上疏,所提的意见,都一直守口如瓶,从不宣扬自己的贡献,以至时人多不知晓,史书也无从记载,明代史学家王世贞不无遗憾地说:“大夏仁心为质,道揆法守。晚际鱼水,密勿都俞,庶几有三代之风。所恨造膝之语,少有传者。”

  刘大夏生前不以扬名为美,死后也不愿被子孙谬赞,为此,他早就自做准备。弘治十一年(1498),63岁的刘大夏在户部左侍郎任上因病求归,临行前他亲笔写下了《寿藏记》,简单地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履历,准备回家后交给儿子,待自己死后作为墓志刻于碑上。有人问他,墓志不都应该由后人来写吗,哪有自己写的?刘大夏感慨地说:“恐后人污我以美名,倘鬼趣异人,岂不怒耶?”意思说,我正是因为担心后人强加于我美名,倘若我死后有知,反感这种违背生前意趣的做法,岂不要发怒吗?

  官当得大了,除了放不下名誉,还有就是禄位。毕竟奋斗一生,待遇也是一种荣耀。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一个人廉洁品质的一场大考。春秋时齐国丞相晏婴作为三朝元老,在当时世卿世禄的制度下,封妻荫子是十分正常的事,可他却不肯这样做。到了晚年,他不仅主动辞去官职,还要求退还封给他的城邑。齐景公不允许,晏婴却说:“我年老无能,德行又差,却接受优厚的俸禄,只会掩盖君王的圣明,玷污下臣的行为。”景公不应,但后来晏婴还是找机会交回了封邑,还把配给他的一辆车归还了官府。

  为官者修养廉洁的品德,必须清空对名位的欲望,像刘大夏和晏婴一样,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不图私利。当一个人不把名位视为私物,懂得付出的目的不是为了收获,他的道德境界才能得到真正的提升。

  吕本中所著《官箴》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清廉是谨慎、勤政等官德实现的前提和保证,为官者只有清廉如水,才能上得到上级的信任,下得到百姓的拥护,而一旦私欲膨胀、见利忘义,往往就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说,修养清廉的品格,不仅是治国理政的需要,更是为官者安身立命的根本。

责任编辑:冯远